映象新闻

党组会议进行推动型决策的目的是动员部署，重点是针对业务工作中的新动向新情况新问题主动提出政策措施，并主要就方向性、原则性、框架性问题作出决定，中观特别是微观层面的方案由相应分管负责人牵头研究，提出拟决策方案后，再由党组进行审查，最后由领导班子会议作出正式决定。

当然，这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评估，对此，经济特区立法机关应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空间。类似地，经济特区规章基本可适用所在设区的市政府规章的实体制度。

以备案作为核心控制机制，本质上是对自行生效的经济特区法规作出合乎授权决定的无罪推定，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性空间。[78]效果上，第13条仍属分别授权模式，与经济特区授权决定一样，无法避免同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形式龃龉。在当今中央和地方互动尤其是利益博弈渐趋复杂的情况下，央地双方对x事项的敏感度可能不同。暨佩娟：《缅甸颁布经济特区法》，《人民日报》2011年1月29日。授权决定本身也问题颇多。

情形③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专属范围。额外限制是指在绝对禁区的基础上，经济特区法规变通权的实施，还应遵循的其他限制性规则。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于2013年启动中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为例，该项目2016年评估指标降低静态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置的指标及其所占权重，评估的重点转向注重制度实施效果的动态指标。

综上，法治政府建设从1993年到2010年的工作重点在于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即尽快建立和完善可依之法，以推动法治政府的尽快建成。这一阶段法治政府建设有了明显的摆脱严格法定主义观念，将视野与触角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的趋势。这些都表明法治政府建设是通过由上而下的考核等政治手段予以推进的，建设内容开始从内部建设转向多目标的外部协同。一方面，过度强调法律的工具性很容易走入法律虚无主义的误区。

由此，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在治理理念下形成了一体化的建设逻辑。多元治理结构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整体性的保障。

比如围绕国家改革大局，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指标也需要进行的重点调整发挥以评促建的功能。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实践发展的过程，有徘徊，有重复性建设，但总体上确立了法治统领行政的环境，构建了符合法治要求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机制，大力推动了政府法治水平在短时间内迭代升级。2008年2月27日公布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概念则比观念和理念更具体，更侧重于制度和实践描述。

概率论从此才成为严谨的数学分支。就南方与北方地区而言，民营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就有明显差别。具体而言，理念要比观念和概念更加抽象，更偏重整体观照和价值表述，更具时代与境遇的超越性。现实和理论都决定了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建设必须倚重法治手段。

但分析之下就会发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实施其实充满了很多主观的随意性，其科学性并非无可置疑。并提出依法行政的基础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切实提高政府立法质量。

这个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的重心是法制问题，法制问题的重心是法律规范问题，法律规范问题的重心是立法问题，立法问题的重心则是如何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问题。实际上在社会指标兴盛的时代，有不少人试图划清社会指标与经济指标的界限。

只有理解法治政府建设各阶段依托的理念，才能准确认知各种要素的地位和价值，并加深对指标体系合理性的理解。201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由于党对各项事业进行领导，强化党委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责任实际上可以起到提高法治政府建设与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协调性。（２）系统性命题：是否通过法治方式来确保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该文件表明依法行政建设需要分层次进行。统计学也因为引入了公理化后的概率论才发展成为数理统计学。

法律是现代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法治政府建设不同阶段面临的外在环境和具体要求存在明显差异。

《实施纲要（2015—2020）》在指导思想中就提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而进入第二阶段后，特别是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因此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心开始下沉。

这部规章是国内首部对政府依法行政考核进行规范的省级政府规章。但哪些现象适于用指标来指代？哪些又不适合？这类问题仍需继续研究。

关键词：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行政 国家治理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010年发布《法治政府意见》明确指出为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而指标系统的成功与否则往往取决于设计者是否充分领会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外环境、工作重点与系统特征。而且这种治理结构下的法治政府还能推动社会生活在法治的轨道上形成稳定秩序。

比如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绩考核分别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比如《市县指标体系》中关于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达100％和及时向检察机关反馈检察建设采纳情况办复率达100％的指标，并不切合实际。

文本体系揭示的工作重心反映了法治政府建设对环境和获得资源的基础的适应。而这些实践经验正是法治政府评估指标设计的源泉与宝库。

基于立法稀缺的时代背景，这一阶段的法治建设虽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但依法行政的前提则是立法完善。进入专题： 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行政 国家治理 。

之所以采取相对宏大的分析路径，是因为法治政府建设已经进入国家治理理念指导下的一体化阶段，很多问题都需要从整体和协同角度加以认识和解决。要避免这种过于主观性的趋向，应强化测评方法的客观化，并对可客观化观察的指标赋予更高的分值而非根据指标平均分配分值的传统做法，才能一定程度防范评估时描述的过度主观性。从建设历程来看，法治政府最早作为一种概念流行，在国务院推行的法治政府建设内容逐渐清晰之后，法治政府成为一个观念。如果对指标体系的局限性没有清醒的认知，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负面实践后果。

曾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社会指标既不是社会的，因为它脱离了社会关系，也不是指标的，因为它只是指出了可能发生而已。指标体系设计看似由统计学提供支撑，应当具有严密的科学性。

而1993年提出的依法行政概念强调绝对法治观念，遵守严格法定主义，要求依法行政必须严格执法。而关于这一阶段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问题存在着过于形式主义，而无法囊括多元目标的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更关注民众的认知和感受。通常大城市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案件量基数大。